日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展望2017，如何研判經濟增長前景？如何啃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硬骨頭？如何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有序發展？等等。圍繞這些重要話題，中國經濟時報策劃了“前瞻2017中國經濟”系列報道，即日起分別從經濟增長、供給側改革、培育新動能、房地產市場、國企國資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對外開放、農業供給側改革等八個方面進行深度分析解讀。敬請關注！

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培育壯大經濟新動能”作為2017年經濟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來部署，這一方面表明，實體經濟在新一年的經濟轉型、產業升級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一方面表明，2017年也是中國的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決戰之年。

經濟實質企穩須實體經濟“蛻變”

中國經濟呈現企穩向好的發展勢頭。統計數據顯示，制造業投資超預期反彈，2016年1-11月，中國制造業投資累計增速3.6%，其中11月大幅跳漲，同比增速達8.4%。制造業PMI指數11月上行至51.7，創逾兩年新高，12月進一步上行至51.9.2016年1-10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8.6%，鋼鐵、有色、煤炭等上游企業利潤改善較為明顯。工業結構有所優化，2016年11月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0.6%和10.5%，萬事達卡財智BBD中國新經濟指數(NEI)為30.4，環比上漲1.2個百分點。

但2017年對制造業反彈的力度和可持續性不可盲目樂觀，需要累積更有力的升級與發展動能。

一是從驅動力量來看，制造業的反彈，除了依賴出口狀況的邊際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基建加碼拉動，2016年10月國家發改委批復以軌道交通為主的投資項目超過2900億元，11月批復的鐵路項目達4829億元。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的信號來看，2017年將難以繼續靠基建投資來支撐制造業的反彈。

二是工業企業盈利改善的基礎依然羸弱。工業企業利潤改善主要由上游行業帶動，而上游行業利潤的改善主要受益于產量控制帶來的價格上漲，這又使中游行業的利潤進一步受到擠壓。進一步看，2016年第三季度以來企業利潤上升主要來自國有企業利潤的大幅改善，而私營企業利潤增速有所下滑，但國企利潤改善受行政力量驅動較多，整個制造業的利潤增長基礎并不牢靠。

三是民間投資有待進一步改善。2016年11月當月我國民間投資增速為4.9%，較10月下跌了0.9個百分點。目前，民間投資增速已經基本穩定，暫時緩解了市場的擔憂。但民間投資的明顯回暖可能還需要等到政府對部分高回報領域的放開以及資金“脫實向虛”的現象有所改善。

促進“脫虛向實”取得實質性進展

“脫實向虛”是近幾年中國經濟最令人關注的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為，貨幣增速較快而經濟減速、下行壓力不減；金融資產總量不斷膨脹，但投資效率不升反降；資產價格過快上漲，而商品價格較低甚至負增長。2014年7月政府首次提到“脫實向虛”，要求促進“脫實向虛”信貸資金歸位。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貨幣供應量M1與M2增速的剪刀差持續擴大，反映貨幣并未有效傳導到實體經濟。

“脫實向虛”的狀況不利于實體經濟成長，也背離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這種現象必須改變，但同樣任重道遠。

從企業層面看，由于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環保成本、體制成本等上升，帶來經營成本進一步上升和盈利下降，作為應對，許多民企不得不轉行投資房地產或金融，國企多選擇加杠桿，國企杠桿率(負債/GDP)達到114%，2016年1-10月國有企業(不含金融企業)利潤同比僅增長0.4%，負債同比增長10.4%，負債增幅遠超利潤增幅，有專家預測2017年企業杠桿率水平還會繼續上升。這表明，只要經濟增速仍在回落，實體企業的盈利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觀，企業投資實業的意愿就難有提升。

從金融層面看，在穩增長的既定條件約束下，有專家估計今后幾年M2的增速和信貸增速仍需維持在10%以上，這意味著實體經濟的規模擴張仍然遠低于虛擬經濟。盡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改善供給，但由于貨幣的超發并沒有給中低收入群體帶來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M2的增長部分大多落到了高收入群體，這一局面不改變，“脫實向虛”趨勢也難以改變。

從地方政府層面看，這幾年號稱要建成國際、國內金融中心或中部、西部金融中心的城市不勝枚舉，且城市內的各區也競相發展金融，盡管中央政府對“脫實向虛”非常擔憂，但地方政府不僅不去抑制金融業的發展，還制定多種優惠政策來引進金融企業，通過給地、給樓、退稅、給戶口等手段競相吸引金融企業落地。背后的根子還是以GDP為核心的考核導向，既然金融業來錢快，不僅可以拉動當地的GDP，而且還能增加稅收，何況發展金融業還有利于節能減排指標的完成，何樂而不為。因此，要真正改變“脫實向虛”，必須從企業、金融和地方政府行為背后找原因，三管齊下，才能取得實效。

切實保護產權給企業家吃定心丸

中國經濟奇跡的創造，來源于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權利的開放，產權的保護與完善舉足輕重。隨著產權保護的范圍不斷擴大，產權保護主體的平等性不斷增進，產權保護制度的內涵不斷明晰，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壯大，非公經濟已成為工業產值份額、就業和稅收的主要貢獻者。

但是，近年來，在某些地區出現了一批侵害非公有制經濟產權的案件。具體表現在，公權侵犯私權比較普遍，包括直接侵占或通過司法手段侵占，造成企業家投資預期不穩；私有產權受到事實上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法律對私權的保護弱于公權，私權在與公權糾紛中往往處于劣勢地位；產權保護政策雖有出臺，但權利實施機制缺乏；權力介入造成私權和公權皆受到侵犯。這些問題已經造成部分企業家的恐慌，挫傷他們的創業積極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出現了兩個群體的民營企業家。第一代企業家在改革開放后摸爬滾打出來，以從事傳統實業為主。第二代企業家在新科技革命中成長起來，具有全球視野并勇于追趕科技前沿。這兩代企業家對產權保護的需求比任何時候都強烈。如果不能合理解決產權保護問題，第一代企業家會喪失事業動力，或將資金轉移至房地產等其他行業，或干脆移民海外，嚴重損害實體經濟；第二代企業家所從事的創新活動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科技研發要求更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如果產權得不到平等保護，勢必挫傷他們創新創業的積極性。而中國經濟要從下行中走出來，產業轉型升級要取得成功，產品質量要真正實現脫胎換骨，尤其是2017年要實現經濟的向好，必須依托一批有擔當、有遠見、受人尊敬的企業家。

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回應了全社會尤其是企業家對產權保護的關切，引起了非常積極的效果。必須以此為契機，提振企業信心，增強他們投資和創新積極性。培育產權保護的社會意識和氛圍，增強政府的契約意識，規范和細化司法、執法程序，增加司法與行政的公開性，完善民營企業公開公正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的制度環境，建立權利開放秩序，賦予企業家參加政策決策的機會與權力。

著力打造世界先進制造基地

2017年的實體經濟振興將依托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而制造業能否為今年的中國經濟提供動能，又依托于幾個關乎中國經濟生死的制造區域的走勢。從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的產品空間來看，這些區域的制造業已經從森林中稀疏的區域向茂盛的區域擴展，制造品正處于從多樣化轉向質量提升階段，只要不犯大的錯誤，這幾個區域將從世界制造工廠轉型為局部區域成為全球有競爭力的制造基地。

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排頭兵和第一出口大省，廣東的產業升級戰略選擇舉足輕重，它將是中國從“世界制造工廠”向“全球先進制造基地”轉型的主戰場。一方面，廣東可利用在世界制造工廠階段形成的政策環境、企業家和產業工人隊伍以及產品優勢，提高產品復雜度，提升產品制造技術能力，形成以東莞和佛山為軸心的珠三角全球先進制造基地；另一方面，可利用深圳的體制、移民人口比重大、創新型企業密集的優勢，提高創新的比重，形成幾個世界級的創新性企業，提高區域在全球的核心競爭力。江蘇省產業升級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外部投資者的去向，這些投資者(尤其是臺資)主要依賴于廉價勞動力與土地的優勢參與全球競爭。在成本優勢逐漸喪失以后，如何留住產品復雜度較高的外部投資者，如何培育本地企業家的成長，如何在新一輪對外開放中吸引更具競爭力的企業，是江蘇面臨的重大抉擇。浙江的傳統出口優勢是基于“買全國、賣世界”的策略，大量產品并非由本地生產，產品升級也主要依賴于下游生產商的產品升級，可能的選擇是，在提升市場轉型升級的同時，依托市場形成的產品優勢和企業家資源，促進本省優勢產業的形成。

與前面三個省份不同，上海是一個城市經濟體，未來的產業升級應結合上海的國際都市定位和城市升級進行戰略選擇。作為世界性都市，上海的產業選擇將進一步提升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地位，形成以文化和知識支撐的創新性城市和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世界金融中心。要實現從世界制造工廠向全球先進制造基地轉變，就必須從產品多樣化向提升產品質量轉變。從產品空間上看，像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等中國東部發達地區，已經解決了產業和產品“有沒有”的問題，產品復雜度也在提高，下一輪的產業升級重點是解決“好不好”的問題。在策略上，近中期的升級主要還不是由一種產業或產品轉向另一種產業或產品，更要緊的是把已打造出的產業和產品做得更好，把已經能做、但還沒有建立明顯優勢的產品和產業做強，不斷攀登產品“質量階梯”，建立一些有一定優勢的產品在全球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