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緊隨其后的是5月份國務院印發《中國制造2025》行動綱領，一時間，有關于“互聯網+”與《中國制造2025》的話題紛涌而來。有人稱屬于中國走向工業4.0時代的號角，然而在這之前，從德國舶來的“工業4.0”已經開始對傳統制造業造成了很大沖擊。7月7日，美國通用電氣(GE)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杰夫·伊梅爾特親自來華推介GE發起的“工業互聯網”和對全球公司開放的Predix 軟件服務平臺，助力中國走向屬于自己的工業4.0時代。工業互聯網到底是什么?“互聯網+”到底會不會像看上去那么美?當“互聯網+”遇上中國版“工業4.0”，智慧遇上機器，將會如何顛覆我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變革?在GE工業互聯網中國峰會上，GE董事長首席執行官杰夫·伊梅爾特、中國電信集團總經理楊杰、中國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王鵬就這一話題進行了高端對話。

　　工業互聯網已經不是一個未來的理念，而是今天的現實

　　GE公司于2012年提出并倡導工業互聯網，依靠機器以及設備間的互聯互通和分析軟件，打造智能機器，實現人、機器和數據的無縫協作，開創機器與智慧、物理世界與數字世界的融合。

　　杰夫·伊梅爾特：工業企業和互聯網企業的劃分已經是過去時了。未來，每一家工業企業也需要是一家軟件分析企業，每一家工業互聯網企業也必須是一家軟件網絡型公司。以飛機發動機為例，未來，每臺發動機會有60個傳感器裝在上面，不斷收集數據，就像一臺飛行的計算機。

　　在我們談論工業互聯網或者“互聯網+”的時候，其實是在說這幾件事情：一是互聯網的影響力，二是智慧機器，三是大數據以及將數據轉化為有意義的信息的分析能力，四是關于工作中的人，也就是移動性，五是將這些信息轉給負責具體工作的人。而當我們討論這些技術時，最重要的是能夠交付客戶的成果、能否提高生產力，能否把信息轉化為更好的資產利用率、燃油使用率以及安全性，這對航空公司、設施公司、醫院等都非常重要。這才是工業互聯網。

　　消費互聯網是指把數以十億計的人們聯系在一起，像阿里巴巴就是把數以億計的人聯系在一起。消費互聯網是橫向的，而工業互聯網是垂直的，是將行業深度的經驗轉化為未來有用的知識，這就是“互聯網+”的力量所在。

　　GE正在投資于這種人才和軟件分析能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合作伙伴關系和工業互聯網生態系統。基于向全球開放的Predix開放平臺，我們希望客戶能夠自己編寫應用，更好地針對未來進行分析。我們為每個產品創造數字化方案，每一個發動機的引擎、燃氣渦輪機都有自己的數字化方案。GE正在開始這樣一場工業轉型，成為“互聯網+”中的一個企業，而客戶將是這場轉型的最終受益者。在GE內部，我們把以前每一個GE業務的采購系統進行集中化、統一化，實現GE總體供應鏈的中央管理，實現更好的成本以及性能。可以說工業互聯網在各個方面都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方式。

　　每一個工業企業都必須是一家軟件企業，這是GE的第一個經驗。第二個經驗，就是1%的力量，也就是說工業互聯網小小的變化會帶來巨大的成果。第三個經驗就是商業模式的變化能夠帶來更好的客戶結果。第四個是這會改變制造業未來的發展。

　　“互聯網+”已經到來，它正在推動客戶生產力的提升，即將掀起巨大的工業提升浪潮。中國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而“互聯網+”正是推動中國長期競爭力提升的重要驅動力。今天的制造業是數字化+信息推動生產力，這比勞動力成本和其他的要素成本重要得多。所有這些我們都可以把它放到“互聯網+”以及《中國制造2025》的愿景之下。工業公司必須抓住這個機會，因為，這不僅可以推動GE的發展，推動中國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打造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來推動全世界未來生產力的增長。

“互聯網+”的美好在于要與整個社會經濟深度融合

　　“互聯網+”與《中國制造2025》基本理念一致，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理念就是要用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加快與各行各業，尤其與制造業的融合、創新和發展。

　　王鵬：“互聯網+”與《中國制造2025》都是近期中國政府發布的關于下一階段產業發展、經濟社會轉型的重要戰略文件。這兩個文件目標一致，即推動整個經濟社會的轉型，但在范圍和重點上稍有差異。《中國制造2025》強調的是推動中國制造業由大變強，從制造業大國變成制造業強國，范圍限定在制造業和跟制造業相關的服務業。“互聯網+”則范圍更廣，涉及到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工業、農業、服務業、社會服務、能源交通等等。兩者盡管有差異但是基本理念一致，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理念就是要用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加快與各行各業，尤其與制造業的融合、創新和發展。

　　我認為，近期推動“互聯網+”和《中國制造2025》的主要手段是一個驅動和兩個轉型。一個驅動

　　是指用互聯網技術實現創新驅動，兩個轉型是指智能制造的轉型和服務型制造的轉型。前者因為我們的企業面臨的環境越來越復雜，數據越來越海量，客戶需求越來越個性化，如果我們不能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這樣的信息技術改造我們工業體系，不能建造一個智能工業的體系和結構，我們就無法適應未來的競爭。而后者，從全球來看制造業的服務化已經是一個很明確的方向，所以我們在座的大型制造業企業家，未來你們要面對的報表中可能有60%、70%來自服務環節，所以，向服務型轉型，推進服務型制造的發展應該也是一個重點。

　　楊杰：現在“互聯網+”，我理解就是現代的通信信息網絡技術和整個社會經濟的深度融合，如果用幾個最簡單的詞概括就是三化：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這應該就是我們現在“互聯網+”最本質的三個方面。

　　數字化就是我們要把現實世界可感知，使得我們做很多的大數據分析、智能化成為可能;網絡化很好理解，就是必須把它連接起來;智能化就是現在講的用云計算、大數據，使得我們整個的社會經濟變得更加智能。

　　中國電信在5月份的時候發布了“互聯網+”行動計劃的白皮書，從構建基礎的網絡能力，構建服務體系和但見良性發展的生態鏈三個方面，和大家一起在“互聯網+”這樣一個大的行動中共同推進。

　　現在是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最佳契機

　　互聯網正在影響制造業。過去的十年，工業企業缺席了互聯網的發展，沒有真正參與到數字化時代中來。為什么現在是工業互聯網發展的一個契機?發展“互聯網+”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企業如何利用工業互聯網突出競爭重圍?

　　杰夫·伊梅爾特：我覺得這個答案一部分是技術的發展。實際上，工業產品的技術本質發生了變化，已經從過去主要通過物理科學推動發展為以物理科學為基礎，附加控制科學及傳感器共同推動，每一個工業產品都產生了大量的數據與信息。另外，就是工業云的產生。隨著云計算技術、軟件和移動連接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公司參與進來。從某些層面上來說，包括GE公司在內的大多數工業企業并沒有真正參與到數字化時代中來。消費領域確實是數字化了，但工業領域卻是剛剛開始覺醒。我們應該擁有自己的數據庫、科學家，我們要和客戶一起打造員工價值、客戶價值、社會價值、投資者價值。

　　過去十到十五年，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這些消費領域的網絡企業是數字時代的主導，但我們即將迎來工業互聯網，未來十到十五年，GE公司將積極參與到下一輪數字化浪潮中。

　　王鵬：為什么今天要談信息技術和互聯網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為什么要推進“互聯網+”，我認為核心原因就在于中國經濟與企業的發展、轉型、升級的根本力量來自于生產率的提升。當生產率提升比要素成本提升得更快的時候，國家經濟才能持續增長，且產業不斷向上升級。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則有可能會掉進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高收入陷阱。

回到企業的層面來看，大企業在“互聯網+”時代遇到的挑戰更艱巨。我們的大企業是傳統的生產方式、發展理念和組織結構最為集中、最為牢固的地方，用完全革命性的、變革性的思維去擁抱新的生產方式，是非常困難的，所以首先要在理念和意識上重視。中國古話講勝人者力、勝己者強，我們的制造業要由大變強，你如果不能戰勝自己過去的不足，順應最新的發展趨勢，你就無法適應未來的變革。對大企業而言非常核心的一點就是創新。一是協同創新，在互聯網時代創新資源分布在全球，應該建立網絡化的協同創新體系，否則你無法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和要素，自然無法勝過其他對手。二是商業模式創新，這是這一輪變革中最大的一個特點。商業模式創新要求大企業要優化組織結構，重構流程，重新審視產品和服務，最終打碎、重組、組合，產生化學反映。通過協同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讓我們的企業實現真正的發展，最終讓整個國家產業的發展具有動力和活力。

　　而中小企業在這一輪創新當中可以說機會很大。互聯網是開放的、共享的、互動的，甚至是免費的，創新的各類資源要素更容易獲得。創新門檻的大大降低，使得中小企業更有機會獲得快速而優質的增長，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成為快速增長的巨人，實際上這種事情已經正在發生。另外，中小企業并不需要自己單獨建立面對未來的信息系統，即可以充分利用各種平臺式的資源。工信部正在鼓勵工業云平臺的建設，未來中小企業可以大量地使用互聯網平臺所帶來的資源和要素。

　　“互聯網+”，不像看上去那么美

　　“互聯網+”時代，信息海量產生，要素復雜演變，每天不斷有新的模式、新的業態和新的企業出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培育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生態?在互聯網的開放生態系統中，標準、安全、數據公開等等問題如何規范?互聯網+中國制造是否就是競爭力?中國“互聯網+”，仍然有許多問題亟待破解。

　　杰夫·伊梅爾特：在過去三十年中，每當我來到中國都能夠看到中國又取得了新的進展，毫無疑問，中國也會抓住下一輪技術發展的機

　　會——“互聯網+”。“互聯網+”需要對基礎設施進行長期投資，而中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當前，如果能夠再提高這些基礎設施的效率就更好了。“互聯網+”可以幫助中國實現下一輪的進步，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有了非常好的設施基礎，而“互聯網+”可以讓基礎設施的產出更高。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制造業，大家也都希望自己制造業的附加值更高，在這樣一輪浪潮中一個國家和一個企業要想勝出，必須充分使用數字工具，只要能夠抓住“互聯網+”就會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或是企業。中國把“互聯網+”和《中國制造2025》這兩個愿景結合在一起，這樣一個自然而然的連接能夠帶來中國所需要的發展。

　　楊杰：現在的競爭已經不是一個企業的競爭，而是整個生態鏈的競爭，是一個企業群的競爭。我們以此來思考和實踐，如何使我們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真正能夠搭上互聯網這趟快車。

　　我們經常講互聯網思維，我覺得就是利用現代通信信息網絡技術，再加上以人為本的思想所形成的服務和產品。我們現在所說的客戶感知、迭代開發等都是從互聯網的角度出發的，但最終要給客戶提供的是體驗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除了要提高基礎設施能力外，還需要搭建一個平臺，并通過這個平臺使得大家能夠在“互聯網+”領域有所拓展，讓我們的企業效率更高、效益更好。當然，這之中會涉及到許多其他問題，比如說標準問題、法律問題、數據公開問題和安全問題等，在這些方面中國電信已經有了一些深層次的考慮。希望大家一起在這樣一個平臺上，讓我們的產業鏈更加發展壯大。

　　王鵬：我們在做《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的研究支撐工作過程中，對政府在其中應該起到什么作用進行了反復思考。工業4.0誕生于“互聯網+”時代，信息海量產生，各類要素復雜演變，每天都不斷產生新模式、新業態、新企業。面對這么復雜的局面，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去主導這樣一個進程，那應該做什么呢?我認為政府應該回歸到守夜人這樣一個角色。政府最重要的職能是營造一個好的環境，來培育一個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生態。具體而言，首先工業4.0要求指引方向，但不是指引具體的技術方向，而是引導整個社會去重視互聯網深度融合和跨界應用;其次是政策支持，通過財政、金融、稅收等各方面政策支持工業4.0時代的互聯網創新，支持各種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這種政策更應該是普惠的政策;再次，政府要去引導以進行工業4.0改革的企業為主體來制定標準，“互聯網+”的發展沒有標準相當于各說各話，是不行的，政府應該起到引導和支持的作用。最后，由于“互聯網+”的發展并不都是美好的，還有一些不好的問題，比如數據安全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偽劣產品等，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做好各種歸置和法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