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網訊（記者張君榮 通訊員王吟）“彎道超車”原本是賽車運動中的一個術語，指賽車手在拐彎處比直線跑道上更易超越對手。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要實現轉型升級就需要不斷實現“彎道超車”。“中國制造2025”戰略是中國為進入世界“制造強國”行列而提出的一項行動綱領，與德國提出的“工業4.0”戰略可以說是殊途同歸，而這一輪以智能制造為特點的制造業變革被普遍認為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此背景下，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了《彎道超車：從德國工業4.0到中國制造2025》，詳細探討“工業4.0”對當前“中國制造”如何轉型升級為“中國智造”的啟示，同時全面、客觀、深入地闡釋了德國提出“工業4.0”戰略背后的深遠意義。

　　該書收錄了羅蘭?貝格、王一鳴、鄭新立、李稻葵、馮興元等二十多位中外學者文章。其中，羅蘭?貝格是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創始人、榮譽主席；王一鳴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鄭新立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李稻葵為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馮興元為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鄭春榮為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所長；丁純為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等國內外知名專家。

　　工業4.0將從根本上改變生產過程

　　羅蘭?貝格在書中認為，“在美國和亞洲的技術、勞動力優勢擠壓下，歐洲的競爭力似乎正在減退。但如果應對得宜，工業4.0將成為歐洲重振創新的強力助推器。”

　　羅蘭?貝格認為，現代信息與通訊技術的前進腳步是不可阻擋的，在制造業內也是同樣。智能聯網的制造系統正從根本上改變著生產的過程：工業4.0是繼蒸汽機、規模生產和自動化之后的第四次偉大的工業革命。弗勞恩霍夫勞動經濟與組織研究院（The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Labor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預測認為，截至2020年，互聯應用設備將達500億臺。機器能夠用數字化方法實時地互相交流，并與用戶交流。工廠的生產流程變得可視化，可在虛擬空間內進行直觀的控制操作。現代信息與通信技術將會主導未來的商業模式。

　　羅蘭?貝格認為，工業4.0是個巨大的機遇。歐洲急需一個強有力的創新引擎來應對全球競爭壓力，而強大的高科技產業恰可勝任。畢竟目前的歐洲除了SAP之外，幾乎再也沒有值得一提的信息與通訊技術公司。從像Google和Facebook這樣的互聯網公司，到像蘋果和三星這樣的個人電腦和智能手機制造商，從像微軟和甲骨文這樣的軟件公司，到像AT&T和中國移動這樣的網絡運營商，來自美國和亞洲（尤其是中國、日本、韓國）的公司幾乎占領了整個行業。全球前百高科技公司中，只有八家總部位于歐洲。微軟收購諾基亞更是為歐洲大陸移動電話制造業的輝煌畫上了句點。

　　羅蘭?貝格認為，信息與通信技術只是工業4.0的一方面，其在工業領域的應用和帶來的價值提升是另一方面。這一點，歐洲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歐洲的工業仍占據著經濟中心地位。歐盟經濟大約15%來自于工業，在德國比例更高，是24%。而在美國這個比例僅為12%。以這樣顯著的優勢（在一些工業化信息產業上也如此），歐洲可以吸引新興信息與通信公司，并以自身傳統制造技術為切入點，成為工業4.0時代的創新引領者。

　　羅蘭?貝格認為，這個機遇歐洲必須抓住。工業的聯網和數字化必將改變世界的力量平衡。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這樣。當電子元件和計算機被工業所應用，并進一步提升了自動化程度之后，勞動力要素（產量和成本）的關鍵地位蕩然無存。其結果就是，盡管一些產業工人大量失業，另一些產業卻創造出了大量新的就業崗位。像德國這樣的國家作為整個全球競爭格局中的工業集中地則大大受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波及面將會更廣泛，更多產業會發生方向性變化，也會變得更復雜。工業4.0就是要有創造性地將大數據、車間定制化軟件和制造技術的“硬件”結合起來。

　　羅蘭?貝格認為，今天，每一個生產車間都已經在持續地產生數據。若能加以有效利用，這些數據會成為可觀的競爭力優勢。例如，基于大數據設計生產一種診斷工具，對機器進行精密監控，以便在其出現損傷或需要服務時提前預警。這將減少機器的維修時間，使得更精確的生產安排變為可能，由此降低單位成本。再舉個例子。如果用心收集和分析流程數據，就能發現生產流程中電力消耗最大的環節，并進一步加以管控。這樣的應用給企業帶來的成本削減最高可達80%。由此可見，工業4.0帶來的是全新的高度互聯的生產圖景。在這個圖景中，訂單能夠進行貫穿整條價值鏈的自我管理，從預約生產機器和原材料到安排運送產品給客戶。

歐洲的準備

　　在這樣的未來市場，歐洲若想獲得一個好的開端，就必須從現在開始打基礎，在基礎建設、教育研發、創業支持三個方面更加積極地做準備。

　　首先是基礎建設方面。互聯網連接緩慢是個地區性的劣勢，與道路或電力分布稀疏一樣。瑞士境內91%的互聯網連接使用的是高速寬帶技術。韓國有94%。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高速寬帶覆蓋率僅分別為75%、69%和57%。要提高歐洲基建的現代化水平，包括傳統基建和互聯網在內，所需的總投入至少為1萬億歐元。這些錢可以吸引到全球正在尋找投資機會的高達170萬億歐元的私人資本。要做到這一點，歐洲需要形成一個真正的泛歐洲基建市場。目前的歐洲基建市場極其碎片化，尤其是與美國相比。（歐洲現有55個移動通信網絡公司，而美國只有5個！）一個單一化的國內市場有助于推進整合、削減成本并有效地吸引投資。

　　其次是教育和研發方面。在諸如勞動力成本等方面，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競爭力很低，尤其是與亞洲相比。因此，歐洲必須進一步鞏固自己在知識密集型產業中的領先地位。目前，歐洲的研發投入仍只占GDP的1.9%，比美國要低1個百分點，比日本則低1.6個。這個預算比例在私營經濟和公有經濟部門都必須得到提高，而且應得到稅收政策的支持。

　　此外，還應有大量數學、信息技術、自然科學與技術的大學畢業生。歐洲僅有17%的大學及以上的學生學習這些專業，韓國則有29%，而中國有31%。信息與通信技術產業在這些國家的崛起吸引了大量年輕人投身其中，而在歐洲，技術通常被認為是枯燥無味的，甚至很危險。這種固有印象必須改變。

　　歐洲還需要更多的創業公司帶來新鮮的想法和商業模式。

　　簡單統計一下創新型公司的成立時間，在美國，22%這類公司成立于1965年以后，56%成立于1925年以前，在歐洲，只有2%創立于1975年以后，86%成立于1925年以前。創業公司得以存在的金融支持需要加強，比如為風險資本提供一些稅收便利。在美國，每年約有200億美元的投資活躍在市場上。而在歐洲，這個數字僅為40億。這樣看來，硅谷能夠不斷地吸引創造力旺盛的創業家并不奇怪，而同時，歐洲對于企業家來說卻越來越沒有吸引力。說到硅谷，歐洲需要更多能使創業公司和成熟公司互動合作，共同建立歐洲價值鏈的產業集群。在這一點上，美國也有很多值得歐洲借鑒的東西。另外，企業和成功創業的公眾形象必須花大力氣建立起來。在歐洲，對于失敗的恐懼普遍存在，正是因此，越來越少的歐洲人愿意冒險創業。可創業公司正是創新的重要來源之一！歐洲需要將那些發揚敢于冒險的精神、超越失敗的禁忌，成功創業的企業家樹立為榜樣。

　　以上三點需要長期努力。政、經、學、商界人士以及各方投資者們必須通力合作。唯有如此，歐洲才能充分利用工業4.0帶來的創新動力，繼續走在世界前端。

中國如何“彎道超車”德國

　　在書中，李稻葵分析了德國工業的五點經驗。

　　第一，公共財政非常有特點。德國稅收來源比較均衡，直接稅跟間接稅比重比較均勻，個人所得稅在整個稅收體制中占的比重27%，比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低了很多，與此相關它從流轉過程中征收的稅收比較多，比如它的增值稅占到整個稅收體系36%。流轉稅相對容易征收。流轉稅是和經濟周期相關度相對比較低的，而個人所得稅的稅基是個人收入（工資），跟就業相關，波動性更大。這么一個稅收體制能夠幫助公共財政，使得稅收來源比較穩健。我認為這是目前德國人應對這一輪經濟衰退一個潛在的法寶。

　　第二，大力扶持實體經濟。職工有序地參與企業決策。德國嚴格規定不許隨便罷工，其罷工頻率遠遠低于法國、英國。政府對企業用工提供保險。注重職業教育。

　　第三，穩健的房地產市場。對中國的啟示有，第一，鼓勵租房，我們的政策在租房這一側缺位，一定要增加新建住房供給，尤其是租賃房的供給。第二，嚴格抑制投機性的購房，適當提高購房的門檻，建立穩定的購房融資體系。

　　第四，審慎的金融體系。首先德國金融監管部門對它的金融機構的監管非常非常嚴格；還有一條非常值得我們關注，是消極的馬克國際化。所以，在金融方面，德國對中國的啟示是兩條。第一條，審慎的金融監管具有全局意義，不僅能夠讓金融業比較穩定，同時讓金融業的回報率避免過高的情形，人才逐步流入到企業、實體經濟，而不完全往金融領域里走。第二條，關于人民幣國際化，我們一定要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能被國際化。包括華爾街的很多精英人士在“捧殺”，我們一定要考慮中國的實體經濟和企業的承受能力，國際化步伐太快，一定會帶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第五，德國的經濟實力之所以強大，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有一大批基業長青的家族企業。

　　李稻葵認為，中國道路就是要探索一條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未來的成功模式。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必須要充分借鑒其他世界上任何成功的國家先進的經驗，德國模式毫無疑問是我們實現中國夢、探索中國道路非常重要的借鑒模式。李稻葵就中國制造如何超越德國工業4.0總結了五點建議。

　　第一，稅收來源要均勻，支出以人為本，不要搞項目。第二，勞資團結合作，提供就業保險。就業保險比失業保險更有積極意義。第三，金融監管從嚴，避免超額金融的利潤，避免聰明人過多涌現金融業。貨幣國際化應該謹慎、務實，不能求其虛名。第四，補助租房市場，提高買房門檻，減少房地產市場泡沫發生的可能性。第五，呵護家族企業，不要以為家族企業是收入分配、財富分配不均的來源。家族企業如果能堅持經營，對社會是有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