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業正在痛苦的掙扎之中，部分企業因長年擴大產能所帶來的資金和管理缺口已經超過其所能負荷的范圍。繼華為一級供應商福昌倒閉之后，上個月，投影行業明星公司雅圖數字視頻技術有限公司被裁員工到公司門口追討欠薪。據悉，類似這種欠薪行為在制造行業內非常普遍，現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準時發薪的企業只有30%左右。

                              “智能制造”大熱背后的潛藏危機
　　與此同時，由于世界經濟低迷、中國需求不足，使得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這也反映出作為“世界加工廠”的中國制造業目前所處艱難境地。作為大宗商品市場的“風向標”，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持續20天下滑跌至498點，跌破今年2月18日創下的歷史低位。

　　中國制造自誕生之日起就沒有獲得過公正的評價，身上的標簽也多半是灰色的，比如血汗剝削、破壞環境和資源，還有什么產業鏈最低端等等，即便是在其最輝煌的時候，公眾在談論起制造業時，也常常充滿著鄙夷的口氣。在這種輿論環境中，制造業運作正常還好，一旦出現任何狀況，都會被輿論無限放大。

　　此前，富士康曾因員工跳樓事件而被推上風口浪尖，在最瘋狂的討伐歲月中，人人都認為富士康這類血汗工廠沒人性，別說是超時加班或者職業危害等問題，就連富士康將工廠移至中西部地區，輿論也會把當地失業率的提高歸咎在郭臺銘的頭上。

　　另外，自去年春節開始，珠江、溫州、江蘇等地的制造工廠紛紛陷入倒閉潮，也助長了輿論對中國制造業真的快不行觀點。不過，筆者認為，從縱向來看，中國制造業目前正從第二階段逐步邁向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自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低端制造業便迅速崛起。這段時間是以溫州制造業為著名，他們生產出來的眼鏡、鞋子、打火機等日常用品銷往全世界，但這種制造業的富裕只是短暫的，他們只是抓住了全世界旺盛的需求以及廉價生產資料的差價，商業模式和制造水平，都不具備特別的思維深度，于是很容易模仿。隨著同質化制造的出現，相同產品出現產能過剩的危機，昔日可觀的利潤慢慢地被蠶食，最終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第二階段是一些大型制造企業成為世界知名品牌的代工廠。比如蘇州的聯建科技，昔日也曾作為蘋果的供應商紅極一時，但因技術變革較慢，沒能適應客戶需求，最終落得個慘淡出局，這種境況也不能完全怪聯建科技自己，要知道，成為蘋果的供應商本就是一件“高風險、高收益”的事兒，干好了，自然賺得盆滿缽滿，干不好，隨時有可能倒閉。

　　而目前中國制造正面臨著由第二階段代工廠向第三階段中國智造轉型的陣痛期，有些企業正遭遇寒冬，基本上熬不到春天了。與之相反，當大部分企業陷入虧損甚至倒閉的時候，一些明星企業“代工廠”的業績卻蒸蒸日上，如前面提到的富士康，他們如今頭疼的是，招不到足夠的流水線員工去滿足蘋果巨大的訂單需求。所以中國制造業目前尚處于一種“冰火兩重天”的局面。

　　再從橫向來看，中國制造業面臨困境與兩個因素不無關聯：一方面，東南沿海城市開始驅趕制造業，不僅之前的稅收、土地優惠政策逐步取消，還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得中國制造的核心競爭力蕩然無從，富士康從深圳陸續遷往鄭州和昆山，就是這種驅趕最鮮明的寫照，巨頭企業自然有實力堅持到內陸，東山再起，但很多中小企業在遷徙之中就餓死了，有的干脆就地解散。

　　另一方面，房地產則更像是中國制造的一場人禍，最著名的溫州炒房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來源于制造業主，他們對比制造業和房地產業的利潤之后，前者只有2%左右，后者則常常高大39%，開始把大量的資本投入房地產業，這就使得原來準備投入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資金都用作他途。所以大量資金“脫實向虛”使得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困難重重。

　　以筆者看來，太聰明的人是做不好制造業，這個行業里沒有快速賺錢的途徑，也容不下急功近利的人。真正能讓中國制造業提高品質、轉型升級的還需政府、企業、社會的共同努力。當前，我國的傳統制造業在“做優做強”方面亟待轉型，而轉型中又面臨以下四大問題：

　　一是工業文明的缺失。一方面很多低端制造企業為了多接合同，拼命壓低自己的報價，而最終在犧牲自己產品質量的情況下獲得補償。試想，本來生產出來的產品已經是低端了，再偷工減料，產品怎么可能受到市場的青睞？另一方面，很多電商平臺的貨物中，一大半是在賣假貨，這使得劣幣驅逐良幣，中小制造企業只能隨大流，專門生產一些質次商品，使產業結構升級無從談起。

　　二是知識產權保護亟待立法改進。中國制造業要從低端走向中高端，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是不可能的。試想，如果一個發明或一個創新被推出之后，就馬上被別人抄襲過去，那么誰還愿意創新和發明呢？所以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應該跟上歐美發達國家。

　　三是專業技術人才不足。就是低端制造業生產工人沒有人愿意去做，而企業需要的中高端生產技術工人卻始終難以覓到可用之才。所以，政府部門應該鼓勵各方開設一些旨在培養中高端技術人才的大專院校，有針對性的培養制造業轉型升級所需要的大批專業技術人才。因為如果沒有政府、高校等各方力量的扶持，專業技術人才光靠企業的力量來培養恐怕并不容易。

　　四是產學研如何有效、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對制造業轉型和升級提供幫助。這需要政府職能部門牽頭，一邊讓高校研究出來的新產品、新技術，讓企業轉化成真實的產品。另一邊政府給制造企業更多的政策、稅收等優惠政策，讓高校研究成果能夠幫助制造企業完成產業結構升級的轉變。

　　中國制造業當前正處于痛苦的重構階段，就是從過去低端走向中高端，從過去的“代工廠”轉向“中國智造”。這除了要培養專業技術人才、讓產學研與企業對接，減稅降費之外，更要對國內知識產權進行保護，鼓勵創新，打擊仿冒。而只有經過長期的涮洗之后，自然會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制造業。中國制造業的陣痛難免，制造業也必須經歷鳳凰涅，才能浴火重生。
新智能制造模式助推行業發展

　　12月17日，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進入到第二天，“互聯網＋”成為主角，尤其是智能制造與產業升級。分析表示，智能制造體現為互聯、集成、數據、智慧，是通過裝備智能化、設計數字化、生產自動化、管理現代化、營銷服務網絡化的實現，來提升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從而大幅提高生產力。

　　新智能制造模式助推行業發展機器人受政策大力扶持

　　智能制造被賦予了中國工業經濟“彎道超車”的重任。近日，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在智能制造現場經驗交流會上透露，目前正在積極研究制定支持智能制造項目的政策措施，尤其要在現有的技術改造、工業轉型升級專項中，加大對智能制造項目的支持力度。

　　另外，工信部日前還專門印發“互聯網＋”行動計劃，從智能工廠、智能硬件、工業互聯網和大數據等多個方面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

　　智能制造新模式

　　機構預計，智能制造作為提升我國裝備制造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在系列國家戰略的推動下，各地試點項目有望加速推進，并涌現出新的智能制造模式助推行業發展。更多最新智能制造行業市場分析信息請查閱中國報告大廳發布的《2015-2020年中國智能制造裝備項目行業市場深度調研及投資戰略研究分析報告》。

　　辛國斌在此次交流會上表示，裝備制造是制造業的核心和支柱，加快推進智能制造是實施《中國制造2025》、加快制造強國建設的主攻方向。要緊緊抓住并用好智能制造發展機遇，加速推進我國裝備制造業轉型升級。

　　智能制造不僅僅是單一的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應用，而是新模式的轉變，隨著試點示范的不斷深入，將會涌現出更多的智能制造新模式。下階段工作部署將要加強統籌規劃，集中力量建設國家智能制造標準體系，組織實施智能制造工程，積極研究制定支持智能制造項目的政策措施。同時，還要研究建立產融對接新模式，引導和推動金融機構創新支持智能制造發展的產品和服務方式。

　　另外，近日出臺的“互聯網＋”行動計劃，明確提出到2018年高端智能裝備國產化率明顯提升，建成一批重點行業智能工廠，培育200個智能制造試點示范項目，初步實現工業互聯網在重點行業的示范應用。同時，組織開展智能制造試點示范，在基礎條件好、需求迫切的重點地區、行業，遴選一批在智能裝備、智能工廠、智能服務、智能供應鏈、制造新模式領域具有引領示范作用的試點企業。

　　經濟轉型依賴產業智造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10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其中，曾經備受倚重的制造業伴隨人口紅利消失、產品附加值低廉、產能過剩等問題，正在步入“寒冬”。早在今年5月8日，國務院就公布了《中國制造2025》計劃，旨在強化高端制造業。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最近則表示，當前工信部已完成了中國智能制造工程實施方案。

　　李強表示，2015年，有兩個經濟熱點事件與浙江相關聯：一是春節期間中國游客去日本搶購馬桶蓋引起了關注；二是今年的“雙十一”，阿里巴巴一天交易額高達912億元，“從這兩件事可以判斷，不是需求沒有了，而是供給端出問題了。”

　　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黃劍輝曾指出，中國制造業的問題看起來是產能過剩，實際上是中高端制造業上不去。只有以高質量、低能耗的新供給淘汰落后無效的產能，才能以新供給帶動新需求。

　　李強表示，浙江的實踐表明，智能制造的中國之路，需要依靠市場力量，集聚高端要素，創新突破方式。

　　據悉，今年前三季度，浙江規模以上電子信息制造業新產品的產值率高達50%，信息傳輸、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37%，信息經濟在整個浙江經濟板塊有了長足發展。

　　智能制造需“虛實”結合

　　作為市場創新的主體力量，傳統制造業如何擁抱互聯網，實現智能制造的目標，制造業“大佬”們也提出了各自的思考，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早在2000年就提出“不觸網就會死”的理念。在昨日的論壇上，張瑞敏表示，互聯網時代下的智能制造，被看重的不是產品，而是如何創造用戶資源。傳統企業和互聯網企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傳統企業重顧客，互聯網企業重用戶。

　　富士康科技集團首席執行官郭臺銘則在大會“數字中國”分論壇上表示，富士康做了40多年實體經濟，但現在是實虛結合、硬軟整合的時代，富士康正在打造工業互聯網生態系統。這幾年傳統產業和互聯網面臨很大的產業變革。“唯有實虛結合，才能使效益最大化。”

　　郭臺銘認為，現在的互聯網汽車，要的是基本的行車安全，要的是對行車狀況的快速的感應，這個需要大量的積累。硬軟結合，還有很長一段路，所以智能制造要靠云端、移動、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

　　而作為汽車行業較早進行互聯網汽車思考和研發的“領跑者”、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則提出，車聯網不僅是車與移動設備如手機的連接，更是車與車，車與基礎設施的連接。智能互聯汽車也絕不是簡單地把手機功能集成到汽車上，更不是搞搞電子商務就可以了。沃爾沃目前在做的，是與蘋果、安卓系統等其他合作伙伴一起，打造開放的智能互聯汽車生態。“從個人角度，智能互聯汽車能使駕乘體驗更舒適、安全，出行更便捷，更有效分配個人時間；從交通角度，燃油經濟性大大提高，基礎設施被高效使用，智能交通可以實現零傷亡；從社會角度，商業模式將發生巨大變化，激發新的生產力，汽車文明將被重新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