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7 月 24 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了最新的全球經濟預測，雖然全球經濟增速保持不變，但是全球經濟復蘇的整體格局正在轉變。其中一點，就是中國對全球經濟復蘇的貢獻正在顯著增強。自 2016 年 4 月至今的 6 次預測中，IMF 對于中國經濟增速進行了5 次的調升，這表明中國經濟的增長充滿了耐力與韌性；這同時也表明，中國內部的“供給側改革”與“一帶一路”走出去戰略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運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動力！

伴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用發展促增長、用社會全面發展取代唯 GDP 增長，用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作為市場的核心機制已經成為主要經濟觀點。

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做出了重要指示，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社會持續發展。這里面包含著兩個方面的重要指引，一是人民群眾的需要信息必須精準迅速地傳遞到供給側，二是供給側必須依據人民群眾的真實需要進行要素的科學配置、擴大有效供給，并時刻保持供給結構對于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在上述背景下，世界恰好迎來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全球工業系統與高級計算、大數據分析、感知技術以及互聯網前所未有的出現了大融合趨勢，信息的傳遞呈現了多渠道、多層次、敏捷迅速、精準可靠的態勢；以重構全球工業、激發全球生產力為宗旨的工業互聯網因此應運而生，助力中國供給側改革繼續深化，是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實踐。

在這里，筆者需要澄清一個工業互聯網的認知誤區。工業互聯網的技術體系是由三個側面（物聯網+互聯網+工業大數據）相輔相成凝結而成，不可偏廢（對于三個方面的詳細介紹，由于不是本文重點，此處不再贅述），但是過度依靠技術方面的重要作用，會使工業互聯網的整體建設出現方向性偏差；因為工業互聯網誕生之日起的宗旨就是重構全球工業、激發全球生產力，則筆者認為工業互聯網的建設首先是一個經濟管理問題，而絕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這一點的認識清楚，可以幫助我們在建設過程中不走彎路、少走彎路。

通過筆者近 20 年圍繞著中國工業領域的淺顯經驗，在工業互聯網大潮即將澎湃之時，闡述以下觀點：

一、工業互聯網平臺的建設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管理命題，而非一個純粹的技術推廣命題，是重構全球工業的重要手段。

經濟管理解決的是機制，技術推廣解決的是痛點；管理是目標的實施，技術是實施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就變成為了技術而技術，從而喪失了正確的經濟管理主導權。

在經濟管理的視角下，微觀解決的重點在于企業內部的管理問題和企業外部信息的交互及時與準確的問題；中觀解決的是地區產能的調整與協作能力以及外部資源獲取與交易的問題；從宏觀層面來說，就是國家產能布局與外部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一切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就是市場信息傳導不準確、不及時、滯后，缺乏價值機制，上述這些問題的解決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牛鼻子”。

工業互聯網恰恰能夠借助先進的信息物理技術手段，將原本市場看不見的那只手（市場調節機制）——數據化、顯性化，讓供需雙方的關系通過大數據的分析變得透明與精準；繼而借助工業互聯網數據傳輸的敏捷性、準確性等技術特點引導市場快速進行要素配置（技術裝備更新、生產制造協作等），最終做到供給側改革要求的：提高供給質量、引導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所以，本質上工業互聯網平臺的建設是一個經濟管理問題，而不是大多數人認為的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需要健全社會更廣泛地參與的機制平臺，這不是能夠通過某幾類技術推廣而能夠迅速達成的。工業互聯網平臺應該著重解決的是供求關系的精準調整的問題，這恰恰是幫助政府進行經濟管理的重要助手與抓手，是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在互聯網方面的延伸；需要更加全面而立體的理解工業互聯網在經濟全球化競爭加劇與我國內部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的重要作用。

二、工業互聯網必將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供需平衡模式的建立。

誠如筆者一家所言，工業互聯網的建設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命題，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技術手段，則其必然需要遵循市場經濟理論模型，特別要遵循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理論模型。云南省的周強先生在 2015 年底出版的《新市場經濟論——西方經濟學（市場經濟理論）問題述要與市場經濟理論底層重構》，提出了一個供需平衡模式論（三種平衡模式論），筆者甚為推崇；該模式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由于市場管理水平不同而出現的不同的市場產品供應過剩和需求未充分滿足的情況，以及價格因投機而產生的波動情況。

每一種供需平衡模式市場的產品供應與需求都包括兩個平衡維度：一個是穩定性，即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包括經濟整體的波動和產品價格的波動兩個層面；另一個是充分性，即需求獲得滿足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以及已滿足者的需求所處的層次水平。

一是自然平衡模式。即，按照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形成的供需平衡模式。在這種平衡模式下，供應與需求嚴重不平衡，投機嚴重，價格波動很大。

二是公平平衡模式。即，在社會環境公平和分配公平的基礎形成的供應平衡。在這種平衡模式下，供應與需求基本平衡，投機很少，價格波動較小。

三是自由平衡模式。即，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基礎上實現的供應與需求平衡。在這種平衡模式下，供應與需求完全平衡，沒有投機，沒有價格波動。

自然平衡模式是資本主義初期的平衡模式，公平平衡模式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到成熟階段的平衡模式，自由平衡模式是共產主義社會階段的平衡模式。

在自然平衡模式與公平平衡模式之間有一種過渡性的平衡模式，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就處于這樣一種過渡性的平衡模式狀態中。那么我們能否借助工業互聯網推進公平平衡的市場建設就成為了一個宏大的課題。這種模式，也是對習總書記所強調的以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市場核心機制的重要實踐。

工業互聯網的平臺建設必須嚴格遵循市場的規律。如若眾多的企業缺乏主動性，僅僅靠幾家以推廣自身技術為己任的大企業來反復宣傳是不能夠建設成功的。如果誠如筆者所言，那么工業互聯網的建設必然會經歷三個重要階段。首先解決企業與企業間以精準供需關系為主的交易關系問題；其次解決的是企業內部產能激發與企業間產能協同的問題；最后解決的是大規模個性化需求定制生產能力問題——工業互聯網終極目標。

第一階段，以企業與企業精準交易關系網的建設為主，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將社會需求全面顯性化。這一階段應該是以互聯網建設為主，物聯網與大數據建設輔之；大量有效需求的呈現，是企業發展的動力來源，這也是自然平衡模式下經濟組織以盈利為唯一目標的重要體現。也只有這一階段的順利完成，企業才會自愿地將自身相關數據貢獻給工業互聯網平臺來進行價值的交換，通過引導合作雙方逐步推進數據的更加精準，工業互聯網平臺的工業大數據才能夠真正出現自生長的態勢。

第二階段，當大量的有效需求呈現在企業面前的時候，最大程度的有效供給（也就是產能）就變得極為重要，企業就會有充足的動力進行企業內部包括智能化改造在內的技術與裝備升級，當個體不能夠完成一定量需求滿足的時候，會自發展開企業間協作！在這一階段以物聯網建設為主，工業大數據建設、互聯網建設次之；這樣社會各種生產要素將向生產制造實體匯聚，才能夠做到做大大企業的同時兼顧到了各類中小企業的發展，真正實現經濟的脫虛向實！也正是在這一階段，社會分工將會在工業互聯網的輔助下進一步細化，當外部需求可以通過工業互聯網精準匹配的時候，企業將會更加專注某一細分領域的不斷優化與提升。

第三階段，當前兩個階段能夠完成的時候，全球消費者或用戶的需求將會在工業互聯網層面自發進行匯聚與分配，通過大規模需求定制的方式滿足消費個體真正的差異化需求。在這一階段，工業大數據與物聯網層面的建設為主要任務；而政府將會通過工業互聯網將自身重要的經濟管理能力得到最大延伸，使整個社會經濟模式向公平平衡模式過渡。

同時在第三階段，全球工業將會在工業互聯網的支持下進行重構，各地區將會根據各自經濟的特點與優勢進行資源的再平衡、再分配；經濟全球化將通過工業互聯網平臺進行固化，全球生產力將得到極大的激發與釋放，可以說得工業互聯網者得天下！

四、克服工業互聯網建設過程中的三大難點，是成功的重要保障。

難點一，政府不能缺位，要敢作為、善作為。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 15 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或許，筆者在某一方面是一個悲觀論者。在當前的工業互聯網建設過程中，筆者認為政府如果不盡快提高警惕必將喪失工業互聯網的建設主導權，繼而喪失利用工業互聯網延伸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重大機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兩只手”，有可能會變成“一只半手”甚至“一只手”。

例如從工業大數據的層面來看，作為未來的工業石油（有可能也是工業炸彈）其應用必須是政府主導之下，工業大數據的使用應該定位于激發生產能力這一主要目的，切不可成為單一或者一群商業企業控制工業的武器，這一點并不是聳人聽聞，否則悔之晚矣。工業大數據的存儲、安全管理應該是政府不可或缺的責任和義務須納入到政府主導之下（商業運作可以交給公允的第三方機構來進行運作）；政府必須在工業大數據管轄權、所有權、使用權三個方面作出清晰的界定與制度性的保障。否則，待到從某一完全商業機構進行數據獲取與遷移之時，則無異于“虎口拔牙”了，造成的損失與危險將會是不可估量的。

難點二，政府必須在全球視野下打破工業互聯網建設過程中的技術與觀念壁壘。

在工業互聯網時代，經濟的競爭格局是全球性的，地域的界限隨著通信技術的加速發展，已經變的越來越模糊了。但是競爭的勝出是各國解決自身內部問題為軸展開的。誠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教授在《“內功比拼”將成中美競爭關鍵——中美正在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一文中所述：中美結構性權力的此消彼長并不是以“修昔底德陷阱”所設定的軍事沖突模式所進行，而是“誰更能解決好本國國內問題”為軸展開下去。中美之間未來誰更能在全球秩序中擁有話語權，關鍵不是誰能在兩國戰爭中勝出，而是誰更能創造本國的美好社會，并幫助全球建立更好的未來。

所以，我們參與到全球化的競爭過程中去就必須吸引全球領先的技術與資源參與到我們的工業互聯網建設過程中來。不同的技術與資源政府應該引導到解決不同的經濟問題方向上去，選擇不同技術與資源的標準就是能否解決政府經濟管理中的不同痛點，全球的技術與資源都應該政府的主導下打破技術與觀念的壁壘參與到中國工業互聯網這一全球性平臺的建設過程中來，也只有這樣，才不會被一家或幾家技術領先性的公司牽鼻子走。工業互聯網的建設必須是第三方的，客觀的并相對公益的，而不是具備某一、或某幾家具備鮮明特點的大企業所主導。否則當工業互聯網發展到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的時候就會出現因某些企業的基因特色而出現發展瓶頸。畢竟政府的目標是促使供給側改革的成功、社會的全面發展，而不是再造幾個國際化的數據寡頭。

難點三，以數據自生長型為特點的泛工業信用體系的建立。

工業互聯平臺如若成為全球工業資源的配置與協同平臺，那就必須具備兩個方面的特點：供求關系的精準傳遞與精準匹配和平臺信用體系的公信力，二者互為促進；依據工業大數據建立起來的信用體系，在大數據作為公允的評價手段之下，企業未來拼的是產品的質量、產品的先進。這一大環境下，才會促使社會生產分工的精細化，在這一環境下才能夠催生類似于某些國家只生產一類螺母的企業就能夠打造成為百年企業。這樣才能夠促使工匠精神的普及、百年企業的傳承。

也只有在這一信用體系之下，才能夠將產品的全壽命周期、和全壽命周期費用嚴密的整合起來，引導企業在產品質量與成本價格間作出科學平衡；也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市場的競爭趨于良性，避免打價格戰或者以次充好，達到習總書記強調的新經濟常態下用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作為市場的核心機制。

五、爭奪工業互聯網建設的核心區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

工業互聯網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張經濟的大網；從不同的側面來看，它既是政府經濟管理的延伸網，也是企業煥發活力的交易網；它既是匯聚工業信息的數據網，也是技術發展的創新網；它既是一張工業裝備的感知網、也是個性需求的定制網；它既是一張充滿資金的金融網，也是網絡人才的智力網……所以，工業互聯網的立體性、多維性、動態性、吸附性等特點決定了誰在這次工業互聯網浪潮中把握住機遇，成為全球工業數據的交匯中心，全球工業生產力的調度中心，則誰就能夠成為世界智力資源的匯聚地、技術資源的匯聚地、金融資源的匯聚地，則誰就能夠矗立于世界經濟之巔。